乌有之乡农民工讨薪话题座谈会发言实录

 

乌有之乡农民工讨薪话题座谈会发言实录 

蔡金安  报道 

 

2015年1月14日上午，乌有之乡召开“关注民工讨薪问题”座谈会。会议由乌有之乡工作人员李浩主持，到会嘉宾有：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清华大学教授李定凯，《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原铁道部退休干部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黄纪苏，职业时事评论人、影视/文化评论人司马平邦，对外经贸大学教师李海英等。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也到会并发言。大家普遍关注“周秀云案”，一致严厉谴责太原警察暴行，批评资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及政府相关部门在民工讨薪问题上的不作为，反思走上私有化邪路的改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剖析以普世价值取代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的荒唐，并针对农民工讨薪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未经发言人审阅。 

 

李浩： 

我们今天召开一个关于农民工讨薪问题的座谈会。到年底了，各地讨薪达到高潮。另外，12月13号，山西太原发生命案，周秀云事件，是最近的一个热点事件。实际上2005年的时候，有个王斌余讨薪事件，乌有之乡为他作了呼吁。……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讨论讨薪这事。

去年山西官场，塌方式的腐败。省部级高官，十八大以来到现在处理的有60多人，光山西就有7人。山西倒台的其他级别的官员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太原市公安局三任局长都落马的情况下，然后山西发生这样一件事，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前段时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大家尽量就这个事件分析原因，提出相关的一种对策、建议。

 

范景刚： 

民工讨薪这个现象、问题，今年两次成为舆论的热点问题。一次是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国务院提出准备到2020年要求基本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去年底，出现了一些民工讨薪的恶性事件，像太原出现了周秀云案，河南籍的女民工去讨薪，最后丢掉性命。这么一个惨象，在网上公开以后，引起了一些深入的关注和讨论。

跟前些年相比，这次周秀云案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和引起的官方行动，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最高法、最高检、人社部、公安部四部门联合下发了通知，要求各个地方部门加大处罚力度，来帮助民工解决好民工讨薪问题，第一次把重点指向了恶意欠薪的用工单位，指向资方。

前几年，我们看到政府出于维稳视角，针对经常出现讨薪爬塔吊这些事，公安局提出要打击恶意讨薪事件，而现在公安局是打击恶意欠薪。我想，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十年来，欠薪还是一个社会顽疾。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个别的，是普遍、大量的。现在看来，它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直接感受就有至少十年了。我们站在民工的角度，希望很快能得到解决，但是国务院给出的精神是要到2020年基本解决。2020年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是我们两个一百年奋斗的第一个一百年的重要关键节点，到那个时候才基本解决，我感觉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党的精神，跟我们现在的民工的处境、民工的愿望还是很有距离的。

从大的方面说，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基础，是我们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讨薪现象大面积地长期存在，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耻辱，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耻辱。我们共产党不是地下党、在野党，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自己的领导阶级的基本地位出现这么严峻的情况，长期大面积地存在，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脸上无光。应该去直面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我觉得从深层次上来说，跟我们现在的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标志着我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邪路。改革的成果怎么为广大人民所分享？而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最简单的，你就是做雇佣劳动者，干活，拿工资，这是天经地义，很正常的，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最底线的东西，可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实现不了。也不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实现不了，我们在改革之前，就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这种问题。而恰恰是在经济改革深入之后，大量地出现私人经济、资本官商勾结的这种情况之后，才大面积地出现这种现象。在经济上，是我们经济改革走上邪路的标志；而从政治上来说，我觉得是我们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异化变质。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在劳资矛盾、劳资冲突当中，应该站在哪一方？如果还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公安，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那天经地义地在这些事情上，就应该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站在民工一边。像前些年重庆所出现的，甚至不惜出动武装特警来抓那些黑工头、黑社会，来保护民工的权益，为民工讨要工钱。这才体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而现在大面积出现的这种情况，就说明在现实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也发生了异化变质。

现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下发了文件，最近这四部门的联合通知，从最近看，这四部门的联合通知下来以后，最近有很多积极的动作。西安出现了一个“一厅式”帮民工讨薪。现在出现了很多地方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有福建漳州的漳平的法院去帮助民工追讨的，有地方的公安。西安有个成功的做法：每年到年终这一段时间，西安就把相关的部门集中到一个投诉大厅里头，方便民工去投诉，使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无缝衔接。西安已经做好多年了，但它每年就搞那一阵风。

我们十年前关注的王斌余案，就是这个民工去讨要工钱，投诉无门。找劳动仲裁，踢到法院，法院让找劳动仲裁。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哪懂那么多的法律知识呀？家里又急着要钱，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去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中央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这些精神是很好的。怎么来推动贯彻落实？我考虑提出一个建议，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是单纯地就事论事地去解决民工讨薪问题，但是是总体宏观上促进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也把民工的问题作为系统问题中的一个来综合考虑，提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考虑建议，一个要在我们的政法系统进行宪法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教育运动。通过学习教育运动，来整顿政法系统的干部。对政法系统的干部系统进行一次清理。通过学习，要明确政法系统，公安机关，人民的公检法，这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工具，依法如何去实现这个职能。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懂得这些基本的理论知识、原理。

再一个，就是考虑从社会面上，来系统地发动大学生利用寒假、暑假，在党的领导下，由学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师，来集中地进行简单地培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法学理论知识，学习宪法的基本精神，学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知识；然后由学校老师带队，进行一个普遍的各行各业的劳动保护的普查，帮助民工订立规范的劳动合同，维护民工的权益。在各个地方，在基层，追讨民工讨薪的事情也可以集中地学习西安的“一厅式”办理，行政执法、刑事执法无缝对接。要把大学生的力量动员起来，来促进贯彻落实。单纯靠现有的行政执法机关，人力不够。像太原这样的，当地的官员和项目资方都是勾结在一起的，每一个项目背后，你一查它的关系链条，往往都有官员。这些靠他们自身纠，是纠不出来的，只有靠外力。大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力量，跟当地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可以介入到这里面来。对大学生，也是一个普及、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机会和实践锻炼的机会，来参与到这个事情中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民工也去普及、学习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宪法的基本精神，特别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这些知识；在民工当中，普及教育，帮助他们维权，教他们理论知识，把民工当中的优秀分子也吸收到党员队伍当中，建立党组织，吸收到党组织当中来。也帮助基层工会整顿，建立工会。以后经过这样的一年两年的系统化地集中行动，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基层民工有党的组织，工会组织，能够去把原有的情况进行一番清理整顿，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做好的话，是能够起到一个综合性的效果。一个是加大了对全社会普及，宣传了依法治国的四中全会精神，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查到很多的资本家违反法律的问题，甚至背后会牵扯到官员的腐败利益链条的问题。我觉得这也能起到一个配合现在的官方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也能够发现很多线索，把这些线索提供给纪检监察部门，促进这方面的工作系统地解决。

这里面会不会有人提出来说，这个东西，你现在一搞得严了，工人的权益保障实现了，那么很多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会不会反过来又造成大面积的工人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来说，很多项目背后是有官员腐败的，真正追查官员腐败的所得，来解决民工的权益，这不会造成失业；另外一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中小企业私人企业，是微利收入，不能给工人上社保，上了社保企业就经营不下去了。可能会有这样一些低端产业有这些问题。那么对这类情况、问题，我觉得国家应该相应地出台一些扶持政策，使这些企业能够成活，给他们介绍与国企配套发展生产，正好是一个调整所有制关系的机会。国家拿出更多的财力，特别是反腐败的所得，来发展公有制企业，来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更好地改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福利。这是我从这个事件提出的一些综合性建议。

 

李伟： 

我就在想，出了什么问题？就好像看病一样，先要把病症搞清楚，你才能讲出方法怎么治。你连病症都没搞清楚，你去治啥？

太原这个事件是太典型了。咱且不说民工讨薪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它是两个大问题：讨薪是一个大问题，你司法系统派出所民警居然把讨薪的弄死了，而且照片在那搁着，影响太恶劣了。当然这个问题太典型了，而且又出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所以我就老考虑问题出在哪了？我认为整个我们党的系统全都是百病缠身。从浅里说，老百姓马上就会说了：你不刚开过党的四中全会吗？怎么就出了问题啊？人家说你那是真的假的啊？怎么下面就不听了呢？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干得这么恶劣，揪着头发踩着头发，这到什么程度了？还有点人性吗？

就在前不久，有个演员去世了，仲星火，他当年演的那个马天明，那是五十年代的榜样。我记得我九十年代参加政法系统一个内部会议的时候，当时我就说了，马天明的形象，公安部政治部主任，还有监察部部长都出席那个会议，我特别就提到那个马天明的形象问题，当时还颁奖，特地把仲星火请去。你看看五十年代的民警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民警是什么样子？这个差距就太大了，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会出现马天明这样的形象？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培养了这么多典型。你从最早开始，孟太开始，一心爱厂，勤俭持家开始，到了这么多英雄，雷锋，都能树起来，经久不衰。你说我们这三十多年了，树了几个英雄？树起来了几个英雄？按说我们每年不少啊，什么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都没树起来啊。为什么？我就老考虑为什么就树不起来，而且现在这么大的宣传手段，电视哗哗地，在那一讲，痛哭流涕的，很感人的。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有什么？主席就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我64年还在上初中呢，我们那时候的世界观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我记得我们上学时看的是《青年修养通信》。书的作者是个教育家，以前当过济南学校一个领导。我们看的是这个，培养共产主义理想。现在我们从86年以后，精神文明建设就公开取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所以我特意写过一些文章。从那以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了。

你现在刚开完四中全会，为什么底下就不贯彻呢？你党的性质有问题呀？我们可以作各种推测。一个就是底下的经理说了，甭听那些，那都是假的，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个，党的性质到底组织他们学习了没有？还有没有基层组织？所以我上回写了个东西，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把我们基层党组织给弄没了，经过一改制，一私有化，没有基层组织了。党员都成了散兵游勇。

马克思主义有套原理，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不能在工农阶级中自发产生的，它需要灌输，需要教育，需要培养。北京晚报登了一个“要用儒家思想来培养世界观”。这不是胡闹吗？是从儒家，从传统文化当中，这可能吗？传统文化我们搞了几千年了，现在拿这个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了。这个也是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讽刺。我是公开否定这个的。我上篇文章写得很清楚。你底下警察对我们劳动人民兄弟就这么个态度，这价值观出了问题了。你宣传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个核心价值观都树不起来，可见你价值观是假的。所以当时我就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两个字：劳动。劳动和资本的矛盾。我们的价值观是从斗争中来的，不是通过别的什么产生的。你现在要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你得灌输，你得培养。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基因。我们现在警察到了这种程度，你看司法系统，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千万别把它当作一个个案。

……我们出了大问题了，完全是黑白颠倒，台上说得天花乱坠，台下……。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基层警察到这个程度了，是上梁不正的问题啊。我们各个系统都出大问题了。

还有，本身民工讨薪就是个大问题。你连个资本主义都不如。连工钱都不给，奴隶还有口饭吃的嘛。这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这么多问题，一把一把的。过去我们各个环节都很齐全，中央作指示，哗，一下子就贯彻下去了。各种会议学习都有。现在有学习吗？你以为你这个好思想就能靠儒家思想立起来，那是胡说八道。你否定劳动。劳动光荣，劳工神圣。那《国际歌》也早就讲了：劳动创造一切。现在搞什么12个，要背下来。我才没功夫背。

核心价值观，老百姓要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你这才能推广开。弄什么12个，简直胡闹。连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都搞不清楚。我们现在各个系统都出了大问题，哪个环节都出了问题。它不是个孤立的事情，很反映我们党的各个方面。可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说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方面你要不作调整的话，资本主义恶性竞争，中小企业也竞争，最后是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不给工资，不就这个结果吗？咱们跟资本主义接轨，就这个东西。从经济学上讲，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党的建设出了大问题，太大的问题，你什么都贯彻不下去，党员也不组织学习。现在我们把党的建设都交给电视了。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现在习近平就应该抓思想政治工作。从上到下，买官卖官，这叫什么东西呀？连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这些最基本的是非我们都要去培训培训，可见我们这个党校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了。丢人啦！说实在的，现在我们的干部都到这种程度了。

咱们今天谈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对待教育？都开了全会了，还不是教育吗？贯彻了没有？你底下党组织干什么去了？我们先把问题搞清楚，解决问题下一步再讲。

 

郭松民： 

讨薪这事，十年前乌有之乡就讨论过一次，现在又讨论，说明问题没有好转。左翼还是要关注底层，关注劳动者的权益。这是左翼该干的事。

讨薪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经历。我也参加过讨薪。去年这个时候，我的一个非常远房的亲戚，大约是一个村里的，他在山西临池县的一个地方，是个小包工头，带几个农民工在那里承包一个装修工程。然后到了年底，要不到工钱。不光是自己的工钱，还有底下一堆工人的工钱也要不到。他就找我，因为我在北京，似乎还有一点影响力。他找我，我也没辙。然后我把所有的资源都调动起来了，就说我有同学在建设部，还有同学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同学在太原做生意，生意做得似乎也不错。我就一一给他们打电话。有的是很长时间不联系了。所有这些关系都调动起来，但全部都没用，根本就到不了那个县城里去。

当时离春节只有两三天了，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哥，那我准备去爬塔吊。我说你爬塔吊今年就别想过年了。他说我不是真的往下跳。我说，但你肯定会在看守所过年的。后来我说，那我给你试试另外一个办法吧。我说你到县政府门前举个横幅，就说农民工讨薪，拍张照片，赶紧走，不然警察会把你抓了。你拍完了，就把照片发我。后来他发给我。我就在我的微博上发出来。然后前面写了：中央三令五申，不能欠农民工的工资，你们这个县是怎么搞的？然后就@它的官微。当天下午，他们的官微就发给我私信说：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第二天早晨，我刚刚起床，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哥，他们要给我钱了。我说很好啊。他说他们要你删微博。我说这没问题，我肯定删。他说我现在就在他们办公室，钱就堆在桌子上，就等你删微博，你那边删微博，这边就给钱。17万，几个人的。我就说：马上删。就删了。然后又过了半个小时，我又打电话，说你现在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在银行，正在存钱呢。

就说这个，实际上，从基层政府来说，它还是特别害怕舆论的监督。这个也是中国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在互联网时代前，信息是在官僚体系里封闭运行的，而且主流媒体也控制在他们手里，所以很难动用舆论监督的方式，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媒体，信息已经在官僚体制之外运行。这个其实就给我们帮助劳动者维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非常好的工具。

现在欠薪这个问题，山西是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这里面透露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讨薪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像这样一个个案，我觉得我们应该动用我们自己能掌握的舆论和话语，来关注山西这样的事情。李民骐他们在海外发起了一个签名活动，很多人都签了名。提出了严肃处理这样的事情，第二个要出台措施，系统性地解决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对这个个案要揪住不放，要争取有个满意的结果。

还有一个，从长期来看，包括工会的问题，包括在宪法当中恢复罢工权利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是改变欠薪问题的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执政党改变作风，调整它的政治路线，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这个方面。另外一个，要寄希望于劳动者这个权利的成长，然后通过这种成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趋势也是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就像我刚才分析的，为什么欠薪问题会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对海外出口。那么经济为什么严重依赖于对海外出口呢？就是因为内需不足，我们的产品国内没有购买力。内需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房地产价格太高，等等。但是，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太低是有关的。提高劳动者的权益，然后扩大内需，这个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王立华： 

我想了四点：

一、大家在一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是极为必要的。为什么呢？一个劳动者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但自己搭上钱去吃饭，最后她的劳动所得还不能得到，当她去讨薪的时候，还被活活地打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严重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如果我们不给予足够的关注，天地不容，良知不容！就根本谈不上共产党人的原则。

乌有之乡组织这个活动，我觉得搞得好，是代表了人民的关注，代表了全党的关注。对太原这个事，广大党员不同意，全体人民很愤怒。因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现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然因为讨薪而被活活地打死、打伤。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呼吁，引起全党更高程度的关注，引起全社会更高程度的关注。决不允许这样的现象再度发生。

刚才说到国家部门有了政策，我觉得很好，但是，我在网上查了很多遍，第一，这个政策没看到；第二，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足够地关注，基本上不关注。中央电视台天天报道的是什么？那亚航客机怎么去打捞那个黑匣子，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了，报道美国的雪怎么下得厚，报那个欧洲什么摆得作秀怎么去示威。不是说不该报，中国人民关注的大事，中国社会那些根本问题，你为什么不关注？你的立场、感情为什么就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聚不起焦来？难道不应该问一下吗？

如果我们党不关注工人、农民的疾苦，我们这个党就会失去民心。最后，就会丢掉政权。如果我们的舆论不关注，你这个舆论就是脱离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好在新媒体关注人民关心的事情，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和社会上的积极力量、正能量，还在反复地大声地呼吁，让全世界关注。关注劳动者的悲惨命运，来改进我们党的工作，改进我们的政府工作。这种舆论必须是排山倒海的，而不是遮遮盖盖的，因为这是非常关键非常本质的问题。我们号称人民当家做主，号称工农是主人，可是工农的遭遇就是这样的遭遇，能行吗？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原来我也有一种不大准确的认识，以为这是那些稀里糊涂的私资外资干的。可是我一查发现，这是全资，不是私营企业，也不是外国企业，而是国有企业。事件是国企，是号称经历了改制，变成了现代化企业的国企，引进了大量的自由资本，完了之后，国企控股。你是现代企业制度吗？有这样恬不知耻、黑恶的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吗？过去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草台班子弄的企业，那些骗子企业，在这个地方，最后糊弄老百姓，你国家的建筑企业也干这种事吗？而且，这个企业我就发现，改完之后获得了一系列的先进这个先进那个，先进质量先进管理，等等等等。你怎么就连一个女工劳动了一年的血汗钱都发不了呢？你怎么在人家讨薪的时候就找人来把人家打死呢？你这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统帅下的企业吗？你这怎么改的制？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吗？你这改制是改先进了还是改落后了？是改文明了还是改野蛮了？就这样，你还这先进那先进，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你改制到底改的是什么？

本来，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载体，在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下劳动，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呢？这企业是我们自己的，是人民的，是工人阶级的，是劳动者的。最后为什么这劳动者不但干活不给钱去要钱回家过年，给孩子交学费，给老人孝敬一点的时候，怎么能被活活地打死呢？

这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两大问题，方向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根本性地颠倒。为什么呢？一个是搞私有化，把国有企业人民的企业看成是落后的，只有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化公为私，才看成是先进的。把大批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变成他们家的，这就是先进的吗？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绝对颠倒吗？有半点正义性吗？有半点进步性吗？第二是内部管理的资本化。工人阶级本来是我们自己企业的主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应该参与企业管理，应该享受企业的发展利益进步利益和利润的。结果你弄得人家干了活都不给钱。你这倒是效益高了。为什么少数人得利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又变成奴隶了？你这是进步的改革吗？这完全是反动的改革。还有任何疑问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只有在奴隶制社会有，拿人不当人。把人看成牲口，看成奴隶。可以任意宰杀。不应该反思你的改革方向吗？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是人民的，人民的企业不能化公为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宪法规定的。第二，国有企业必须人民当家做主，劳动者当家做主。劳动者当家做主，能让自己干了活不给钱，去讨钱的时候还被打死的吗？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党和政府，要认真地反思、总结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对那些野蛮的错误的反动的改革，必须坚决地纠正！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个辛辛苦苦最底层的劳动群众逮了去打死。老婆打死了，男的打断了6根肋骨，而且多长时间不立案。最后因为他一个亲戚在媒体，有点影响，才勉强立了案。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我说这种现象不是发生这一次，而是这些年来，这个时期以来，屡见不鲜。人民的警察，人民的政府，变成了为黑恶势力看家护院保驾护航的了。在这儿就是这样体现的。这样说它，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刚刚进行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他们这搞了吗？这不就让人民划上了个问号吗？你搞没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啊？我们确实看到在全国，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在很多地方，是扎扎实实走了过场，根本没有把党的精神落到实处，把中央的要求落到实处。这不是一两个民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层层领导，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如果说建议的话，我们这个党，如果说去年搞了一年教育实践活动，今年应该搞清党整风，把那些黑恶势力从共产党里清除出去，否则就会由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代表进步的政党，变成一个反动的政党，必须彻底清理。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力度比较大，尤其是中纪委的动作。中央确实是豁上命来在干这个事。但是，中国共产党光是中央的几个吗？你各级政府干什么啦？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动静。包括那个吴起。老百姓不光是干了活没钱的问题，连自己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都保不住啊，让那些权贵拉了去卖淫啊。你要不干，就把你打个死去活来啊！就这样，你当地政府作出什么反应啦？你那个吴起的县委书记再往上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你有什么表现？表过态吗？要是你的女儿被人拉了去卖淫，你会怎么办？根本就没有跟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所以，整风、纠正作风在路上，叫我看，刚刚开始，还差得很远。第三，必须彻底地整顿。多少年积累的残渣余孽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地清理，不能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形势。任何过高的估计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大着呢！

最后一个，根本理念问题。我们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执政是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往什么方向走？

我觉得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讨薪被打死的问题，实际上牵扯到多年来所形成的这些反共反人民的理念在深层地发挥作用。为什么说他反共反人民呢？共产党是要共同富裕的，是要人民当家做主的，这不是最基本的吗？经济上共同富裕，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的改革方向在往什么方向跑？所有的改革，我说在很多地方，都是把人民当奴隶的改革。前段时间的昆山，一下子炸死了七八十个人。后来，我看了你们有一篇文章里说：“拉来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的，是亲人；能让别人投资的，是能人；谁让投资者不高兴的，是罪人。”还有，“资本家你剥削得越多我们越高兴”。你那还叫人话吗？不用说你是个共产党，连国民党它敢这样讲吗？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它敢这样讲吗？突破了人类正义的底线！哦，“谁让资本家不高兴我们就让谁不高兴”，这都是公开提的口号，而且这种口号，还不是在一个地区，在若干个地区，若干个开发区，都是这样的。拿着腐朽当神奇，拿着落后当先进，拿着反动当进步，把残害人民当政绩。这不是一个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吗？人类历史有这样干的吗？这套口号拿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哪个政党拿了去，哪个政党一定是败选的。不是这样的吗？就拿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去，除了那些惨无人道到最后土匪横行的社会去，谁敢这样讲啊？那皇帝还得过几年就要兼并豪强啊，哪有你这样去培养那些坏蛋的？只有在原始的奴隶社会敢这样，包括西方的农奴制社会。那些西藏的奴隶主、头人敢这样干，敢说这样没有底线的话，但是竟然成了我们一个地区的发展理念。我们不该清理那些反动的腐朽的泛着奴隶制臭气的价值观吗？你连封建社会都不如，你连资本主义社会更不如，更谈不上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讨薪问题。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一个执政理念问题。尽管我们党中央我们宪法有规定，但是到了下边，这些年被一些反动的理论家忽悠，这套最腐朽最落后的东西，好像成了法宝了。不清理能行吗？那些舆论之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禁言或者不吭气，实际上是价值观没改过来，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东西，指导我们去形成一种正确的社会舆论。不就这样的吗？没有落实党中央的一系列要求。

 

李先生： 

太原发生的农民工讨薪被打死，尤其是死后仍被警察踩着头发的镜头曝光后，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这种骇人听闻、灭绝人性、野蛮暴戾的惨剧发生，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

听到这个消息，看了这个画面，除了感到愤怒之外，又感到几分悲凉，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我总在问我自己：这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毛主席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发生的？

尽管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在一个以充分调动人的私欲为手段的社会里，在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形势下，任何难以想象的奇事、怪事、烂事、丑事都可能出，并且告诫自己，在出了这些事时不要大惊小怪。可是，每每出现这些事时还是吃惊不小。不说这件事，最近几天的“病死猪加工销售一条龙”、“高价进口外国洋垃圾”、“妇女代孕条系列”等等都让我感到愤怒、震惊！搜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为什么。

回过头来看，具体对“农民工讨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农民工讨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多发问题，其屡屡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出现的必然性。

主要原因有三点：

1、“三农问题”是“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自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生活难以维系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工当然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自然会越来越多。

2、工程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不规范和腐败必然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比如某些工程经层层转包后，到了最后施工的包工头手里，资金已被层层扒皮后所剩无几，资金链条一旦断裂，农民工的薪金必然到不了位，这样讨薪的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3、社会诚信的缺失。整个社会的诚信早就出了问题，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把撒谎当饭吃，层层相骗：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欺骗、忽悠、撒谎、吹牛成了常态化，信用的缺失导致欠债欠薪有理。

二、“农民工讨薪”问题，是长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连法律、法规等都难以解决的问题。

1、“农民工讨薪”问题是根植于私有化土壤里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私有化的问题一天得不到遏制，得不到改变，它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2、为什么说连法律都解决不了呢？从宪法的角度看，宪法上根本就没有农民工这个词。如果从设想建立一个保护“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法律角度看，除了有个执行不执行的情况外，农民工兄弟想打官司，钱从哪里来？时间耗得起吗？

三、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根本出路是回归社会主义道路，有待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1、回归社会主义了，劳动人民的天下了，还有“农民工讨薪”问题吗？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村通过集体化逐步实现城镇化，像华西村带动周围20多个村子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一样，农民工也就不复存在了。

2、回归社会主义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上层、精英、领导甚至邓大人们“都要看群众脸色行事”了，还会有“农民工讨薪”问题吗？

3、党风和社会风气好了，根本就不会存在类似问题了。

四、解决“农民工讨薪”问题，当前要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应把集体主义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然回归社会主义是一个长过程，就像治病一样。人们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丝一丝地抽，病才会一点一点地好起来，着急不得。要治好社会上的病，时间会更长，难度会更大。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要回归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在社会上倡导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1、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这是和几千年来传统私有制的一个根本区别；公有制相应的需要公有思想；所谓公有思想如果简单地说就是集体主义思想。为什么要学习雷锋，就是因为“学习雷锋好榜样，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为什么要宣传郭明义？就是他信奉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社会主义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信奉“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主张大公无私、先公后私等等。一句话——做任何事不要只想着自己，不管别人，这是我对集体主义最通俗的理解。试想雷锋他们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2、集体主义思想是与资本主义等私有观念格格不入的。私有制以来，所有剥削阶级都是信奉个人主义、排斥集体主义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倡导“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等；而且有的还把个人主义推到了极致，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认为人要是不为自己，天地都不会容你，多可怕！实际上恰恰是这些极端个人主义把社会，把世界搞得暗无天日，搞成了人间地狱。当前官场上干部的腐败也好，社会上制假贩假、坑蒙拐骗也好，一些人的抢劫盗窃、杀人放火也好，哪一个不是个人主义私心膨胀、私欲横流的结果？

3、集体主义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宣传的所谓24字核心价值观，根本反映不了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其它社会共有的，而且啰嗦、复杂、重复、难记，以致出奖金鼓励人去背都不行。

核心能有这么多吗？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说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故弄玄虚还是装糊涂？还是别有用心？

 

司马平邦： 

农民工讨薪，已经不是一次了，二三十年来的这么一次，也是因为一张照片，把人打死了，还要踩在人头发上的照片。我觉得这是这件事的核心。这次能成为特例，有这么一张照片，唤起人们的良知。

实际上很多讨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在互联网上，已经接触过很多这种事。这次确实是触犯了人类的底线。这次还有一件事，就是警察把人打死了。

两三年前有一张照片，就是重庆特警为农民工讨薪，荷枪实弹。把这两张照片放到一起，其义自现。当年为农民工讨薪的警察现在也在监狱里，李阳。警察打死了老百姓，讨薪的女工。你警察本来应该是帮助农民工讨薪的，结果你把讨薪的人打死了，你站在哪个立场上？你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这里面真正的罪恶，还是我们政府里的某些部门。在这方面的认知，李伟老师说的仲星火演的《今天我休息》，现在的警察在某一片段上，某些人群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王八蛋当了警察。

你完全想把讨薪事件消灭掉，客观讲，不可能，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你该怎么处理？你可以去维护秩序。山西省政府，我和松民都去过，那里头浩浩荡荡，讨薪啊，维权大军多了去啦。如果警察都是这样的话，那早就发生了巨大的事件。

实际上，拥有媒体，拥有话语权传播，对老百姓来说，非常重要。这次如果没有那张照片在网上传播，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之前也在乌有之乡做过类似这样的表态。我觉得，中国已经这样了，很多老师也很愤怒，但是还有一点问题，三四十年的积累，毛主席时代一共27年，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了这个时代，已经37年了。有一句话：积重难返。很难扭转过来。中国已经这样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在现实的基础上做一些具体的有用的改变。我刚来时，听到小范说的，我觉得很同意，就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做一些更多的普及的有意义的积极探索，这是有用的。

你从本质上来分析，实际上很好解决，但是，从具体事上，我觉得确实很难。比如说，丛林法则，企业之间竞争的丛林法则，甚至到人和人之间的丛林法则，政府内部的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个事情你说是反动的，但是就是充满了全中国各地，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甚至在中国社会的丛林法则远远超过了西方。但这也没办法。这时候我觉得有意义的事就是：你如何在丛林法则中成为一个强者或某一部分的强者。农民工讨薪这件事，强者在于她照片终于被放出来了，利用新媒体，所以把这件事颠覆过来了。你不利用新媒体的作用，你就会让农民工白死。

还有一个问题，我同意松民说的，我们作为左翼，应该勇于面对这个社会，勇于面对社会的竞争。我们不管是跟贪官污吏竞争，不管是和右翼的竞争，要勇于竞争。首先必须接受现实，勇于竞争。没有竞争，你总是保持愤怒，最后你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实。

我觉得这次农民工讨薪事件，有一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比如新媒体的利用。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乌有之乡以后给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梳理的，总结的和提供有效方法的平台，然后利用新媒体释放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之前也做过农业类的网站，这个事确实很多，但说实话，这两年比以前少了。也是因为新媒体的大量释放。当媒体被管控，完全没有新媒体渗入的时候，确实很难。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和接受社会这种丛林法则。不管是反人类的也好，不管你说怎么样的也好，但是在中国社会，它就是一个政治合理性。我们想帮助弱势群体能够少受害，那就在局部进行有效的竞争，利用新的手段进行不同的竞争，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

刚才王老师也说了，太原农民工讨薪事件发生以后，中央电视台还不断报亚航事件。这很正常。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彻底完蛋了，腐化堕落了，整个都完蛋了。他们的神经是美国的新闻思路，是西方的。通过这种认识以后，我们更加珍惜乌有之乡这种平台，珍惜新媒体这种平台。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谈一谈我们如何利用手中的自媒体新媒体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当然有时要把心中的力气和火放下，没有办法。我们看得更多的，就是一点一点改变，期待中国从小到大地改变。同时有一点，中国即使在改变，也很难回到以前。……中国还应该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在和恶的竞争中表现自己善的强大。

很多讨薪事件是和民营资本化的运作有很大关系的，大部分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昨天全国好多城市都搞出租车大罢工，一罢工以后，老百姓也觉得和自己有关系，政府也比较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企业所有制的问题，民营化，灰色的民营化。这时候谈到维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那可能就涉及到对企业有些部门有些局域的企业的所有制进行重新探讨。现在混合所有制只是把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混合为民营企业，或者把民营企业资本混合进去，变成股份制。那出租车罢工，解决问题就是真正把一些灰色的股份制、民营所有制改回来。你重新混合吧，允许国有资本进去。如果不在这方面进行一点改变、渗透，政策更灵活，我觉得这也很难。当然也需要一些媒体的支持。这才能维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我想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多提供更加有意义有价值的这种方式和思路。

我个人看这个讨薪事件有愤怒是因为那张照片，没有愤怒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但重要问题是在某一点上应该做一点突破和提出有建设性的想法和意见。

 

黄纪苏： 

其实前些日子在中央电视台也看到过，当时也是生气。这种事以前经常发生，司空见惯的。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一个是从事实层面上，的确有些东西可以把事情的本身让它更全面一点更清楚一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无论她是被打死的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有一点，都是很清楚的，哪怕她是被气死的，也不改变这个事件的本质。你想，丈夫、儿子，活生生地被塞到车里去了，她能不生气吗？这个事它其实是向我们提示了或者再一次提示了或者是第n次第100万次提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刚才有些朋友其实也提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说白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我觉得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记得前几年，听一个朋友吃饭时聊天，他说他们那政府大楼跟政府官员住的只隔一条街，但政府官员上下班得走专门的地下通道，因为政府门口都是那帮讨薪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他们就没法接触这些，他们就得绕着走。后来就挖了一条地道，就从这个地道过马路，然后上班。他说平时我们这些官员接触的，都是资本家。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要谈解决方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记得前几年开会的时候，当时他们也在说反和平演变，等等等等，我说不早和平演变完了吗？现在社会主义你们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太庙，退到了自己的旗杆，退到了所谓红色旗杆下面方圆一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说你们还好意思讲别的？我说这是一个事实。刚才也有网友说到广大党员什么的，其实广大党员都不怎么样的。坦率地说，因为当我们说到这个党的时候，实际上党员，没准有些要饭的，有些修车的，有些上访的，有些讨债的，他们也是党员。你说这些党员，说明本质嘛，其实当我们说这党的时候，它其实是官僚体制。上上下下的这些官员，党现在已经完全化为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刚才松民、平邦，其实都讲了一个积重难返，其实也是说的这么一个意思。江泽民2001年接见日本记者的时候，其实他说了一句话，比大家说得明白得多。他说你总不能让我们共产党人代表穷光蛋吧？其实把话都说得特别明白了。我们还好意思扯些别的吗？人家都把这事说得很清楚了。

在这么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怎么维护劳动者的利益。

刚才也有朋友说到我们应该建议党中央怎么的，我觉得都没关系。我就说，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当时不是重庆也有讨薪吗？后来因为武警巡逻的时候，正好又碰到了那帮资本家了，然后搞了一个带枪的讨薪，然后把那薪水讨回来了。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农民工讨薪六法》。就是有六种方式：用命讨，用嘴讨，用刀讨，用政讨，还用德讨，用法讨。其实我那篇文章是比较悲观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我们要实事求是，没有必要对现在的一些说法负责。我们是求真的人，是搞学问的人，我们要对事实负责。我们只对真相负责。其实我觉得就这样一个事，我觉得总体来说，我当时提出六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刚才，听松民一讲，我觉得还有七法：还有一个网讨。网讨的本质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们能干的事。当然我们可以说，让党中央当好清官，为人民说话，替人民作好主。前三十年是这样的，确实是替人民作了主，基本上是这样，政策是倾向底层的、工农的。你说真是工农领导吗？也不是。还是共产党精英在里面领导，但是他们替人民作主了。人家愿意替人民作主，他要不愿意替了，就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把钱一扔，你们抢去吧，谁有本事谁就去抢。这是我们这三十多年的一个事实。

我前些时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谈中国超常规发展这么一个模式，中国经济怎么解释这么个奇迹？然后它有一项超常规发展。当时上海的一个资本家算是儒商，他作的一个报告，当时在林毅夫那块。他谈他的体会，那就是刚才有位老师说的，不是能人、恩人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资本家现在就是他们的恩人。他说我们在江浙一带投资，那就是由那些政府、官员，鞍前马后地一路保驾护航，特别顺顺当当的。其实就把这件事讲得清清楚楚了。

其实，简单地说，就是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应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从民间开始做起。我们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我们要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比较现实主义的。就说，我们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比如小郭做的那个，我就觉得比较有启发性。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上，在新媒体上，我们就建立一种有利于底层民众的话语权。用司马平邦的话说，你也要有话语权，你也要有这种力量。你没这种力量，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在这块要做点什么。当然啦，对于中央，他们也搞一些利民啦，为老百姓，比如说反贪啦，我们乐观其成，我们也支持，但是我们也要认识，中国已经承载了三四十年这样一个社会性质的现实，你要说上头有什么规定，马上就能办到，根本就不可能。就说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海英： 

我就是太原人，这次太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对那个被活活打死的农民工，还有被打伤的农民工，从心里感到非常痛心。但是对于太原的警察，出现这样的行为，本身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自己就亲身遭遇过他们这样的一种野蛮的对待。

几年前我和阳和平老师，一块带着我们学校的大学生去参加社会实践，就在太原市矿机，一个大型国企，当然已被改制了。所谓的棚户区，那个五六十年代盖的整个的一个工厂的宿舍区。工厂改制以后，新的领导就要把宿舍区推倒，盖高楼，卖给房地产。但是对于怎么去补偿老职工这样一个住房，没有谈妥就要强行去拆迁，这样就激起国企老职工的反抗。他们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山西告状，到北京告状。我呢，我和阳和平老师和他的女儿（一个美国的女孩子），我们就去那个现场调查情况。就在我们和工人聊的时候，有两个长期在那里卧底的密探，一高一矮，穿着一模一样的T恤，鬼鬼祟祟地走了。工人立即指给我们看：告密去了。过一会儿，几分钟的时间，警察就来了，围住我们一再盘问。我们后来就带着学生离开了那个地方。但走不了，警车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走到哪，警车就跟到哪。来的警车越来越多，最后连市政府、外事办的人都惊动了。因为阳老师长得跟外国人的脸一样，还带着他美国的女儿。那么多警察就把我们堵在路上。我们真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人民警察你前面冠以人民二字，你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那些工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就是人还在楼里住着，半夜那挖掘机偷偷摸摸就来了，就开始开挖了。人还在屋里住着呢！然后那些个开发商雇佣黑社会的打手，然后把那些老工人，那些抗美援朝的功臣打伤、打残。他们都有照片，都有证据。那个时候警察一个都不出面，那个时候警察在哪里？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那个地方刚出现没多长时间，刚跟工人交谈几句，他们立刻就大批出现了，如临大敌。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所以太原的警察出现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并不震惊。这是早晚的事情。他们一定会有这样一种举动这样一种结果。

我就想到，上个月是我外公诞辰100周年一个纪念活动。我外公是全中国第一个开展市长接待日的老市长。他五十年代就在太原做市长，所以我就在想，那个时候他把市政府的岗哨全部都撤掉，老百姓随时都可进出市政府大楼。你要进哪个部门，就直接进去，没有人拦着你。有人去告状，找到家里面去，然后秘书拦住不让进。他在楼上听到了，他说让他进来。他有什么冤屈他说了，如果能解决，给他解决了，他就不会来找我；如果不能解决，我给他讲了，为什么不能解决，他明白后他也不会再来了。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有这样把讨薪的农民工活活打死这样的悲剧，这样极其丑恶的事件。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风气正，领导干部为谁服务的立场是对的。尽管他们在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个立场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人民警察不再为人民说话了。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乡长提了很多的方法，我觉得其实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要走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学生动员起来去进行普法的宣传，还有进行网络上的宣传，网络上的关注，等等。这是一条辅线，不可能成为一条主线。真的，咱们实事求是地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它起不到根本的作用。最根本来说，如果你共产党这个系统，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场出了问题，你光看那个辅线，它能解决根本问题吗？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要两手推动：一方面做民间能做的事情，发出我们的声音，尽我们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还是得实实在在把党的工作抓到底。你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效果在哪里？连省会城市的警察都这样做，那你不就走了过场吗？这事情你怎么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了那么久，我自己还为这个写了一本书，都写完了，我呢，24个字，12个词，我都不能不打折扣地把它背出来。我是一个词一个词写的，一个词是一章。那你这样宣传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走不到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没办法去记住它，它就是假的，就是空的。谁能记住那24个字12个词？它并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不都说得通吗？我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这5个字“为人民服务”。它一下子就跟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本质性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是为资本服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人民服务。这不就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吗？为人民服务可以作为我们党判断一切工作的标准。你这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是不是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就在想：中央那边，就是国家那个主线，怎么做，我们可能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发出批评的声音。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辅线，我们可以探讨，怎么去深入把这个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发挥民间这样一个作用。像我是大学老师，我们搞学生的社会实践，至少从我来说，学生的选题，到他去做的方向，到他去做的步骤，我可以严格要求他，我可以带着学生一块去做，然后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接触这个社会现实，帮助学生认清这个发展状况。另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张文茂： 

这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按说你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别管你挂着特色也好，就这种现象，本来它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多年来屡屡发生。这本来就是一种悲哀。从道理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你把人家的剩余价值已经拿走了，工资本来就是人家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偿，你还要拖欠。这个东西，资本主义法律不会允许。这个事情从道理上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天理难容！

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本身就是反映了我们社会这个改革走到这一步，一种悲哀。当然还是不是松民同志讲的以我们现在经济形势所谓的新常态，就说在局部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萎缩，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几率更多。这是需要关注的。

大家讨论很多，我觉得道理上没有更多可讲的。我倒觉得现在特别值得反思的，第一，你政府是干什么吃的？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行政部门、劳动部门是干什么吃的？我认为现在的问题，这种现象大量出现，首先一个要追责的，是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我们的公务员竟然是到2020年才基本解决这个问题。这叫什么道理？首先你表态的就是不作为，你就是纵容。要你职能部门干什么？解决劳资关系？你不是有仲裁吗？仲裁了多少啦？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导致我们的农民工投诉无门，就是该管的事不管。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反思的。你标榜的是共产党啊，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啊，哪怕你是特色社会主义。你这个政府，我们不说你代表无产阶级，起码你一碗水端平行不行啊？我哪怕承认你是超阶级的政府，你应不应该一碗水端平？咱不说你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反思的，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你的屁股坐在哪？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政府都不作为，还要等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决，那我们的农民工没有活路了。这个道理没法讲了。

重庆那时候是警察帮助农民工讨薪，你要再往前说，有些人在重庆还指示重庆的公安局成立专门的办公室，列出一百几十个大佬的名单重点保护呢！这算什么呢？老百姓心中有个对比的，他们心中有杆秤。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就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也是要谴责的。

这次事件最可气的，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它不但不对我们这些弱势群体进行法律上的保护，而且助纣为虐，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本来他们那么一点可怜的报酬没拿到，就已经是受到很大的欺负了，而我们的执法部门再去采取这种办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专政机关要变质，那是很容易的，很简单的事情，别看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的专政机关不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变成了资本的工具，变成了资本家的看门狗，那么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性质可谈？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性质可谈？还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谈？当然这个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发生这样事件的地区，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对这个事件感到最气愤的，首先是你政府不作为。多年不作为，现在也不作为。如果你作为的话，我们有劳动仲裁机构，有法院，我们有规定，但是你不作为。其次，是我们的行政执法机关还要制造出这样的事件来。出现这样的恶警。这个无论如何，都是突破底线的。我表示深深地谴责。我觉得今后解决这个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说，我首先强调：第一，我们要呼吁：政府职能部门，你要有作为。这是第一位的。否则，你没有资格领导，你没有资格行政执法。应该是，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以后，一投诉你就应该受理、调查，应该给个交代。这样才是正常的，不是逼着农民工自己去讨。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成天说为人民服务，你到底是为谁服务？这个很简单。不要搞什么理论。没有什么理论可搞。你作为不作为，这个是第一位的。

然后第二位的，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包括公安哪，也包括法院，包括检察机关，我们的司法机关，从根本上一定要把所谓的维稳和维护人民群众、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搞清楚。不要为了维稳，连保护谁、支持谁都弄颠倒。这个是根本的立场和原则问题。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的话，决不是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好兆头，而是恶兆，是要出大事的恶兆。所以我也强烈呼吁，就山西这个事来说，我们的人民群众，应该强烈呼吁，将这个事件的处理，包括违法致人死命的处理一定要公开。强烈要求你公开，要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还有一点，我也赞同，在目前这种大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农民工这种弱势群体的权益。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政府要有作为，司法机关要保护以外，我们社会各界还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司法的，也包括舆论界的。我非常赞成刚才松民讲的这种事情，就是从舆论上，从网络上，包括从各种报刊的舆论上，通过各种渠道，把它揭露出来，把它曝光出来，因为这种事毕竟是不得人心的。我觉得，左翼的同志应该在我们基本群众的维权上，将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包括舆论的，包括网络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不是违法的，而是合法的，也包括一些法律的援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也包括景刚说的，组织一些大学生，都是可以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第一，要监督政府要作为，不要不作为，不要等到2020年以后再基本解决。然后，要各界的帮助。当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分析这类事情不断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当然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私有化改革的结果。这个没什么可讨论的。社会结构在转型中的严重扭曲。我们这么多年来改革发展的一个真正秘密在哪吗？真正的秘密就在于农民工群体。我们这么多年改革，真正牺牲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我们三十年就是靠的这个。吹我们改革多大的成绩，那个秘密在哪啊？就是我们农民工的血汗。过去有的文章说，我们青年农民工像掐了尖一样，嫰尖给消耗掉了，老了，中年了，你回去吧，这是一种血的代价。对农民工这样一种资源，也是进行掠夺性地开采。是他们支撑了我们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现在却连人家基本工资的保障这种诉求你国家政府你的法律居然不支持，天地难容！

 

李定凯： 

都同意。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毛主席活着，会怎么分析、处理这个问题？

昨天看了《毛泽东传》，还有《毛泽东年谱》。翻了一段。太原农民工这事我开始听了以后，也很麻木。这种事太多了。真正使我震惊的是那张图片。警察踩着那个女工的头发，在马路上。还有一个使我震惊的是，刚刚开完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依法治国。她不是老板打死的，不是黑社会打死的，而是我们执法机关的人打死的。在执法机关里面打死的。

这个事抖露出来以后，太原市公安局居然让受害者去面对一百多个警察指认。我想，如果我被打，肯定一个人都认不出。我被打晕了，还记得住人啊？那记不住人不是没事了吗？你这个公安局，你这个派出所，你明明打了人，你自己查不出来是谁打的，你这个公安局干嘛？显然是推卸责任嘛。这几件事使我很震惊。

刚才说社会的性质，我就不说了，赞成。我昨晚翻了《毛泽东传》，讲1960年，共产风、五风，刮得很厉害。周总理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材料，汇总甘肃各个地方五风的情况。说到特别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这些词用到现在的话，完全是真实的吧，而且现在的面更广，更深，时间更长。后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的会上，专门讲这个事情，听汇报。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反革命，地主阶级报复，政权被篡夺了；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是敌人。然后讲了，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现在我们共产党好多地方好多人，行的是什么国民党之实呢？行的是国民党在大陆时候的行为之实。现在台湾的国民党都不敢这么干，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要像太原警察那样干，马英九早都被轰下去了。

毛主席说，对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县委班子，都烂掉了。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让群众来撤他们。毛主席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年谱里写得更详细。我想，现在我们反腐，光靠纪委这一套是不行的。光靠纪委机关是不够的，搞不彻底的。太原市公安局三任公安局长、三任市长都是腐败分子，还有山西省委，山西政权就不是共产党的政权。很多地方，至少要在山西这个地方，中央要搞阶级斗争，要发动群众。还有全国的政法系统。那年陕西的赵东明给西安下岗工人维权，被抓判刑。这回各个地方省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都是武警在街上站着，阻止。虽然跟打死人这事程度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为刮五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从1959年就一次一次地抓。郑州会议，总理是亲自写材料。现在我们总理写这方面的材料吗？自贸区那么推广，我在车上听到中央电台的广播，说自贸区在理论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你要给他实实在在的实惠，让他感到自贸区是好的。比如说，现在有的老百姓想买国外的豪车，如果没有自贸区，他就得花很多很多的钱；有了自贸区，他就可以省很多很多钱。这样，老百姓就体会到这个自贸区的好处了。我说，买豪车的是普通老百姓吗？这纯粹是给资本家富人找利益。

所以，我呼吁：第一，要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第二，全国的政法公安系统，要全面地整顿思想，要清思想清政治清队伍，要搞四清那样的运动；第三，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机构法律专家，要拿出《制定物权法》那个热情的十分之一，来制定一个劳动者权利保护法。

 

李浩： 

实际上三十多年前从农村改革开始，已经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了。最早农村改革之后出现盲流，实际上是今天农民工这样一个前身。建筑工人是讨薪比较严重的，实际上新工人类似在电子工厂里的他们也存在讨薪的问题，但他们更多地实际上是存在劳动条件比较差，保护不到位，像昆山那样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况。包括社保、工资不规范，实际上也存在。包括去年发生的罢工，实际上是个典型的代表。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一直发展到今天，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私有化依附化的改革的方向如果不扭转，它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样一种改革方向，导致党和国家权力变质变色，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本来劳资这种矛盾，工人已经站在比较弱势的地位，但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经济和政治变质的情况下，矛盾肯定会越来越不利于工人。特别在现在这种新常态的情况下，恐怕面积会更大，更普遍，激烈程度也会更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最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从农村出发，怎么倒逼回来。当年也是从农村出发，最后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的后备军，实际上就是有利于资本家来剥削；现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农村的根本问题解决。

原来我听邋遢道人曾经讲过一个思路，也不是说现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就说农村搞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的综合农协，这样，相当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人就会回到农村，然后把跟农村相关的轻工业、食品加工业，比如像康师傅，类似这些东西，最后就变成综合农协的，由他们来加工。这样，这部分剩余价值就留在农村，然后这样的话，相当一部分农民就会回村，然后导致城市的工人劳动条件发生改变，工资会上升。然后同时的话，一直往下推，包括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那到时候就不是私营混合国企了，那就变成有点像当年的公私合营了，因为这样一个条件导致私营企业条件不是太好，反而国有企业可能去混合私营企业，等等。所以农村实际上更多地是应该推类似综合农协或者是合作社这种做法。可是实际上中央最近出台的政策，主要还是资本下乡。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件事，包括裕元、太原这个事，群众路线教育应该怎么搞。我觉得它们都可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政法系统应该怎么整顿，然后媒体上，是不是把这两件事作为典型，怎么处理，立一个标杆。光靠从上到下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工人，可以成立相关的工人协会，或者说，工人怎么和现在的工会真正相结合，而不是现在的工会完全官僚化。把这两件事可以作为一个麻雀，一个典型的事例，通过媒体进行宣传，这可能是真正走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