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石：墨子说石

墨子说石

　　(一)墨子其人

　　(二)《墨子》其书

　　(三)毛主席谈墨子

　　(四)墨子说石

　　(五)墨子说石简评

　　(一)墨子其人(约公元前478——前392年)：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墨子的生卒年份与详细身世，均不可考。《史记》没有为其立传,仅有《史记-孟荀列传》寥寥数句：“盖墨翟，宋之大夫，盖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墨子生于孔子之后，死于孟子之前，大约是孔、孟之间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他大概活了80多岁(当时，他听说楚国又要攻打某个小国，不顾老迈体衰，再次赴楚劝阻楚王。他大概就逝世在楚国，再也没回鲁国。)

　　关于墨子的籍贯，说法也不一：有说是宋国人，与孔子一样，也是殷贵族后裔。但此说法无确凿证据，仅是墨子“救宋”一点不足为凭。墨子救的不止宋国，还有陈国等小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墨子是鲁国人。理由是《墨子》中他每次出游，出发地都是鲁地：“自鲁趋而往”“自鲁往见荆王(楚王)”“自鲁至齐”“越王迎‘子墨子’于鲁”，其故里在今山东滕州目夷镇。

　　在诸子中，墨子是个另类，奴隶出身，自称“贱人”。孔子也说自己“生而贱”，长大后干了不少“贱活”。但孔子说的“贱”，与墨子所说的“贱人”不同。孔子是贵族出身，幼年父亲一死，家道中落，出身贫民的母亲又被赶出家门。孔子成了破落户子弟。墨子则纯是奴隶出身。

　　墨子的职业应是工匠奴隶，也与孔子所说的“贱活”不同。孔子干的“贱活”是为人放牧牛牛、看管仓库之类。墨子则是工艺精湛的工匠大师，否则他不可能与木匠祖师爷公输班——鲁班较量并战胜了他。墨子不仅能制造一整套守城的防御战具，还能制造“木鸢”(木制飞鸟)以传递讯息。这工艺在当时是登峰造极的。

　　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墨子的低层手工劳动者的阶级出身与地位，使他成为代表这个劳动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又因他的多才多艺，政治、经济、军事、逻辑、力学、光学、天文等，均造诣颇深，使他成为诸子百家中唯一的“百科全书”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几乎囊括了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

　　墨子同情底层劳动者，反对孔儒的贵族式的“仁爱”，主张“兼爱”;反对强国“以强凌弱”，主张“非攻”;他反对贵族血统的“世袭制”，主张“尚贤”;他尤其憎恶贵族的无节制的奢侈挥霍，主张“节用”“节葬”;他反对贵族阶级的“宿命论”与骄奢淫逸，主张“非命”“非乐”。

　　正因为墨子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利益，获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成为压倒儒学的一门“显学”。一直到孟子时代，孟子本人都哀叹：天下之学，不是“杨”(杨朱)便“墨”(墨子)。

　　墨子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家。他主张“非攻”，不是空议论，而是付之实行。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得知楚国要进攻宋国时，墨子一方面组织学生去宋国都城帮助防御，一方面亲赴楚国劝戒楚王放弃。当他得知是公输班(鲁班)帮楚王设计了一套攻城机械(如云梯之类)，便要求与公输班当场作双方攻防的对阵。

　　墨子解下腰带作城墙，作为防御一方，屡次打败攻城一方的公输班。公输班仍不认输，说了一句：“我知道怎么打败你，但不说。”墨子：“我也知道你想怎么打败我，我也不说。”楚王听不懂二人打的“哑谜”，便问什么意思?墨子回答：“公输先生的意思是，让大王杀了我。”墨子正色警告楚王：“我的几百名学生已先在宋国帮助防守。大王杀了我，也难以获胜。”最终，楚王只好放弃攻宋的打算。

　　自然，作为代表底层工匠及广大小生产者利益的思想家，墨子是不可能受奴隶主贵族与封建领主们欢迎的。他也曾经希望楚王能实行他的一整套治国方略，诸如“选能授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等。楚王当面虽说好，却又迟迟不回话。后有一位楚王臣子才如实告诉墨子：楚王是嫌弃墨子出身太低微了，是“役夫之道”(《荀子-王霸》)。

　　墨子的实践性还在于，他不像孔子对周公、周礼崇拜得五体投地。墨子崇拜的上古人物是治水的大禹。他自己也刻苦自砺，布衣草鞋，过着粗食淡菜的生活。他身体力行，为学生们树立典范。吃苦耐劳、无所畏惧、申大义于天下，是墨家一门师生的最突出的品格与最基本的特征。

　　墨子为实践他的“天下大同”(《墨子-尚同》)的理想与“扶弱救倾”(《墨子-非攻》)的主张，将几百名学生组织成一个“武侠团体”，首领便是墨家“巨子”，具有文武双全的才能与崇高的威信。墨子便是首位墨家的“巨子”。

　　这个武装集团实际上由“侠士”组成。与春秋、战国时的“游侠”不同的是，游侠多是个人的，而墨家则是集体的。他们用鲜血与生命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为战国的历史谱写了光采的一页。

　　墨家在墨子身后，在一代代巨子的率领下，与法家一文一武，纵横天下，大约辉煌了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被统治者所冷落与压制，逐渐衰落下去。汉唐之后，被淹没了二千多年，一直到清末民初，反清意识高涨时，才为反清的志士与学者从诸如《道藏》等的故纸堆里一点一滴地发掘出来。

　　这是墨家的不幸，又是《墨子》一书的大幸。

　　【附录】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

　　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墨子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曾担任宋国大夫。

　　墨学兴盛时期足以与儒学相抗衡，由于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打压，墨学长期衰落，直到晚清西学东渐，国人才重新认识到墨学的价值，于是纷纷主张“墨学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墨学复兴达到高潮。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胡适直到1925年还如此描述：“现在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

　　(引自“百度”)

　　(二)《墨子》其书：

　　明刊本《道藏-墨子卷》

　　孙诒让《墨子闲诂》

　　《道藏》本《墨子卷》

　　《墨子》不是墨子生前的著作，如同《论语》，身后由其学生与墨家后编纂而成。

　　郭老说：“墨子自己并不曾著书.现存的墨子这书是汉人所纂集的，其中有些是墨家弟子的著录，有些还不是墨家的东西。”

　　《墨子》分为“十论”与“墨经”两大部分。哪些是墨子本人的言论，哪些不是，学界说法也不尽一致：

　　有的认为“十论”有“子墨子”(意思是“先师墨子”)的提法，应非墨子所作;“墨经”则无“子墨子”的称呼，文字极简，如同《老子》，应是墨子遗作无疑。

　　有的认为《墨子》“十论”各篇，每篇分上、中、下，分别包括墨子、其学生、墨学后人这三类人的言论。

　　关于“十论”上、中、下三篇，另一种说法是：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

　　总之，《墨子》全书既有墨子自撰的篇章，也有弟子及后人的作品。毕沅、梁启超等持这种看法。至于今本《墨子》中哪些篇为墨子自撰，哪些篇出自墨子弟子或后学之手，以及那些是伪讹之作等，各家说法不一。

　　《墨子》一书从秦汉之后，湮没了二千多年，至晚清在反清与反封建皇权的民族、民主思潮影响下，方有被称为“墨学泰斗”的孙诒让及王念孙父子、俞樾、梁启超等学者从故纸堆里(主要是《道藏》等)钩沉、整理成书(《汉书-艺文志》称《墨子》有71篇，至晚清已亡佚18篇，仅存53篇。)

　　《墨子》“十论”计有——

　　1、《尚贤》上中下;

　　2、《尚同》上中下;

　　3、《兼爱》上中下;

　　4、《非攻》上中下;

　　5、《节用》上中下(下阙);

　　6、《节葬》上中下(上、中阙);

　　7、《天志》上中下;

　　8、《明鬼》上中下(上、中阙);

　　9、《非乐》上中下;

　　10、《非命》上中下;

　　《非儒》上下(上阙)

　　“墨经”计有四篇——

　　经上;

　　经下;

　　经说上;

　　经说下。

　　今存《墨子》共15卷，“十论”与“墨经”四篇均在十卷之中，十五卷的后五卷应是墨家后学所作，故被称“别墨”“另墨”。

　　汪中将《墨子》一书分为内、外二篇以及诸杂篇，著有《墨子表征》一卷。

　　关于《墨子》的真伪，一直是学界的大问题。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诸位学士考证《墨子》非墨子自著：“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

　　关于《墨子》一书汉之后历代流传情况及版本，大致如下。

　　《墨子》的主要版本有：

　　汉秘府藏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

　　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

　　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

　　宋刊本;

　　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

　　明唐尧臣刊本;

　　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

　　《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火相传，一再加工整理，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

　　据专家考订，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杂，须进一步考证。

　　范文澜老认为：墨子也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很多思想固然反映平民百姓的心声，却又是“空想”，如 “兼爱”：超阶级的爱是不存在的。奴隶不会爱王公贵族，反之亦然。又如“非攻”，“春秋无义战”，反对战争是对的，但却不能连奴隶反抗起义的“义战”也一并反对。他率领弟子赴宋国帮宋王守城，固然让宋国百姓免去一场战祸，也帮腐朽的宋国君臣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

　　此外，范老对《墨子》“天志”“明鬼”之类，也加以批评：“他又把庶民的公意，幻化成为天和鬼神，想借天、鬼去说服王公大人。王公大人绝不会听从，却把庶民的斗志麻痹了。”

　　不过，范老也指出：墨子的思想，尽管有局限，却始终是为平民百姓利益考虑的，因此被统治阶级弃绝。汉武帝之后，“重儒灭墨”，有组织的墨家变为分散的侠客。历代农民起义，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也很有墨家的影子。

　　虽然墨家整体湮灭了，但局部却被道家所吸收。道家将《墨子》收入《道藏》，使之能流传至今。更有学者认为佛家也吸收了墨家“兼爱”的慈悲情怀。至于“选贤授能”早已被儒家所吸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比墨子“尚同”的平等思想走得还远。

　　应该看到，诸子百家、儒道佛既有激烈对抗的一面，又有相互吸收融合的另一面。

　　(三)毛主席谈墨子：

　　毛主席与墨子的关系，时间很早，渊源也很深，大概从少年时代就开始。

　　毛主席虽说是天纵英才，但他的兴趣、爱好却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喜爱和亲近墨子，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他的农家子出身，一是“五四”时代“反孔崇墨”的潮流。

　　作为湖南一处穷山沟韶山冲农民的儿子 ，他从小就喜爱看造反小说，如《水浒传》之类，也崇拜造反的英雄。

　　这些小说，宣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有着浓厚的墨家“救天下”“济苍生”思想。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后世农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一类的口号，成立宗教色彩的组织，很有当初墨家思想的痕迹。”

　　1936年，毛主席在延妥对斯诺谈他的生平时还说：“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少年毛泽东除喜欢阅读有关农民造反的小说外，还目睹哥老会中一个彭铁匠被官府处决的场面。彭铁匠因为饥荒而率领灾民造反。造反虽然失败了，少年毛泽东一直将他视为英雄。

　　造反小说与造反英雄是少年毛泽东接受墨家思想的头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崇墨”的潮流。这个潮流也不是从“五四”才开始的。之前的“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康梁与谭嗣同，都是墨子的崇拜者。一股“墨学救国”思潮在学界、知识界涌动着。

　　谭嗣同是湘籍维新志士，非常崇拜墨子。

　　谭氏自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谭嗣同狱中题壁绝命诗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甘愿为变法献身，正是践行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以恩师杨昌济为代表的湖南人士对谭嗣同十分景仰，敬佩他为变法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毛泽东等尤为用功，日记和笔记中，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他还有一篇《心之力》，获得杨老师一百分的嘉评。

　　毛主席的学生时代，对墨子的喜爱，另一位影响较大的人物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堪称为“墨学研究领军人物”。他推出三种墨学著作《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墨子学案》，被人称为“墨学狂”。 梁启超盛赞墨子说：“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唯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

　　梁启超自称“任公”。“任”，即任侠，崇尚侠义精神，源出《墨经》：“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上》第19)“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经说上》)西汉学者称：“墨子之门多勇士。” (陆贾《新语·思务》);“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

　　梁启超自称“任公”，即以墨子为“救天下死不旋踵”为“己任”。

　　毛泽东不仅文章学他，崇拜墨子也仿效他：梁自称自称“任公”，毛自称“子任”;梁自称“中国新民”，毛则成立“新民学会”(1918年)。他对梁启超著《新民说》，反复钻研，对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更是爱不释手(韶山纪念馆存有毛泽东阅报后的批注)。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共早期不少领导人如李大衍、陈独秀与毛泽东、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都将墨学当作走向马列主义的阶梯，躬身践行墨家精神。

　　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与“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者，毛主席在诸子百家中，对孔子批判较多，而对墨子赞赏较多。他说：“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毛主席与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志同道合，十分仰慕墨子刻苦自砺、“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格魅力，十分赞赏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喜爱并熟读《墨子》，将墨子视为刻苦修炼、救天下苍生的楷模。

　　应该说，不钟情“墨学”的人，不肯效法墨子“救天下”“救苍生”的人，很难真正接受马列主义，更别说成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许多人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有的中途变节，成为叛徒。如与毛泽东同为建党元勋的张国焘，最后为一己之私，居然投靠蒋介石，成了军统特务。

　　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之前，“读了六年孔夫子”，受儒家影响较大。之后，对他影响大的，便是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的“经世之学”。

　　墨子本也是“从儒转墨”进而与孔儒对立的。青年毛泽东走的也是大致相同的思想历程。

　　墨子主张“尚贤”，青年毛泽东也主张“圣贤救世”，将墨子视为救世的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牟尼)、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

　　墨家主张“尚力”。青年毛泽在他的《讲堂录》中也写道：“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渊薮也。”

　　墨子及其学生在人格修养方面刻苦砥砺，也成青年毛泽东及其同窗好友的榜样。湖南一师期间，他不论寒暑都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蔡和森故意不带分文，先后进行两次苦行僧式的“游学”。这种“以苦为乐”的精神与实践，正是墨家大力提倡的。他和蔡和森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更像是带有墨家性质的学团。

　　在一师求学时，毛、蔡二人引为知己：蔡和森对于友辈“最称道者为毛主席”，而毛主席对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1918年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

　　当然，毛泽东后来也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推崇墨子，直到延安时期他仍然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1939年2月，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当时，陈伯达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以极大兴趣读完这篇三万六千字长文后，在信中对陈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毛主席是将墨子视为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一样的朴素辩证唯物论思想家。他还觉得陈伯达的文章标题较笼统，不足以体现对墨子准确的评价，特意提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当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推荐了两位大圣人：一位是大禹，另一位是墨子。大禹治水救了天下苍生，自己则“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大禹早已是墨家的圣人。大禹与墨子，二位圣人是共通的。

　　讲话最后，毛主席一语点出要害：“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与墨家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说法完全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刻苦自砺、无所畏惧以利天下的精神，与伟大的延安精神完全是相通的。没有这种艰苦奋斗、前仆后继的精神，革命不可能成功。毛主席深知这一点，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才会大力提倡墨子的刻苦与实干精神。

　　可以说，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国时期，毛主席终其一生都在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强调的两个“务必”：一是“戒骄戒躁”，二是“艰苦朴素”。这两个“务必”成了立党之根本与立国之基石。

　　毛主席不光对全党谆谆教诲，自己也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一件睡衣有70多个补钉，一双皮拖鞋穿了20多年，也是破旧的。儿子岸英结婚，他仅送件赴重庆谈判时穿的大衣，说白天岸英穿，晚上夫妻二人合盖。他自己睡的是木板床，床上是“半床书”。

　　中南海“菊香书屋”有一幅妙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他十分喜爱，将其挂在卧室。

　　这对联有点来历。江西吉安有座南宋的渼陂书院里，面对读书堂的东照壁上有一幅圆形大瓷画，两旁有幅对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

　　(江西吉安古渼陂书院对联)

　　1930年2月毛主席率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后，住在这座书院内达4个月之久。

　　吉安当地陂头村有位姓魏的老人常向晚辈们讲述这段故事：毛主席住在渼陂时，会议或办公间隙，常在旧居“名教乐地”看书，同他爷爷魏老先生无话不说，对墙上这副楹联也作了一番探讨。

　　说起这副对联渊源，魏老人介绍说：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左光斗，世称“忠毅公”，曾自撰一联“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悬挂在自己的书斋里(另有一说，对联乃诗人陆游所作。)

　　后来陂头村的先人，对原联冠头各添了二字，五言改为七言：“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 毛主席十分喜爱这幅对联，解放后还重新书写，长期挂在中南海的住所。

　　关于毛主席艰苦朴素的生活，例子是说不完的。这与他本是“农家子”、从小养成艰苦朴素的本色有关，更与他后来领导工农闹革命，几十年与士兵同患难、共甘苦有关，同时，也与他早年在一师读书时崇尚墨子的刻苦自砺、救国救民精神不无关系。

　　人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讲话时穿青那两大块补丁裤子的场景，谁见了能不动容?人称“这是一张足以感动世界的照片”!伟人讲话时，神色专注，质朴自然，即使穿着破烂，仍不掩其英雄本色与伟人气概。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已经好了很，毛主席仍然十分刻苦自律。他外出巡视，即使重上井冈山，连一杯茶都得自己出钱。

　　无论从哪一方说，无论是为“救天下”“救苍生”而自苦，或是自始至终自觉地为全国的党政军民作出表率上，毛主席不仅超越了墨子，甚至也超越了马恩列斯。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诗的意思是：凡事没有不从最初开始的，但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艰苦朴素、始终如一，伟人是做到了。他一直到最后一息，都还在思考、奋斗、读书。他始终没有忘记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的目标，在生命最后十年里，他为他创立的党、军队和人民，呕心沥血，探索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这条艰险、曲折的路，不仅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也属于全世界与全人类。为此，他甚至公开申明：“准备摔得粉身碎骨”!

　　作为开国领袖，能做到如此刻苦自砺、始终不变，古今中外，除毛主席之外，你能再找出第二个人?

　　在伟人面前，那许许多多腐败的大小官吏，都只不过是毁堤的蝼蚁、害人的蚊蝇、嗜血的禽兽。骂贪官们是蚊蝇、禽兽，只怕还辱没了蚊蝇、禽兽们。他们之卑鄙、肮脏、造孽、害人，甚至连蚊蝇、禽兽都不如!

　　而这些家伙，几十年来却是一直向伟人狂吠、大泼脏水的，就像二千年来，孔孟之徒向墨子泼尽脏水一样。

　　马克思说，历史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悲剧中出现的是英雄，喜剧中英雄没了，留下的尽是些跳梁小丑。

　　【附录】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及陈独秀谈墨子：

1、蔡和森：列宁与墨子理想相近

　　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文化特色是尊崇墨学、打压儒学，由五四新文化哺育出来的新青年，往往尊墨非孔。蔡和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杨昌济订阅了几份《新青年》，分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蔡和森对每一期都反复阅读，还经常和毛泽东、邓中夏等讨论《新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而对墨子的学说产生了强烈兴趣。

　　蔡和森极为推崇墨子。墨家团体所具有的显著特点，诸如刻苦生活、自我牺牲、纪律严格、言行一致、分财互助等，几乎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也极像一位言必信、行必果、苦行救世的墨者。

　　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谈论手段与目的的信件中提出：“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此时蔡和森的思想已经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他本能地把墨家思想和列宁学说相提并论。1918年底和1919年初，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上仍然大讲墨学。唐铎的回忆让今人得以窥见蔡和森讲解墨学的许多细节：

　　蔡和森带了许多有关墨子的书，滔滔不绝地给预备班同学讲解，还教他们怎么阅读。他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起初，这种态度让同学们很惊奇，因为他们过去上学都是读孔夫子的书，还要拜孔子牌位，给孔子烧香磕头，很多人是非常尊重孔子的。后来，他讲得多了，同学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敬重墨子，于是就连那些尊重孔子的同学对墨子也肃然起敬了。

　　蔡和森经常给预备班同学讲墨子的故事。他说墨子为了阻止楚国进攻宋国，曾经一连奔跑十个昼夜，脚都磨破了，就把上衣撕破了包在脚上，继续赶路，终于跑到楚国，说服了公输班，说服了楚王，使楚宋两国老百姓避免了一场互相残杀。

　　他还说，墨子不仅是科学家、工程家，而且还是一位肯于苦身劳神而又求实的思想家，总是布衣粗食，生活得十分俭朴，并能自动自愿地为天下之人做好事。他认为墨子的一生苦行俭朴，以苦为荣，值得效法。

　　蔡和森向同学介绍说，墨子主张替天下人兴利除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墨子认为必须坚持“择务而从事”的精神，做什么事都要选择最要紧的先做，要讲求实际，不要死守旧规矩，不要专讲形式。墨子不赞成孔子那套麻烦的礼节和繁琐的丧葬仪式，而主张“节葬”。

　　蔡和森还给预备班同学讲解说，墨子的中心思想是“义”，并要大家记住墨子说过的“万事莫贵于义”这句话，待人处世都要拿“义”去做衡量是非的标准。

　　墨子说过，如果有人到人家果园去盗窃桃李，到人家栏厩偷牵牛马，或杀害无辜而夺取人家的衣裘，那都是不劳而获，都是不道德行为。在墨子看来，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互相残杀，总是平民老百姓吃苦，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不义行为，而主张人们之间讲究兼爱、非攻，而且极力主张众生平等，不要有贫贱富贵之分，也不要有男尊女卑之别。

　　蔡和森很讨厌孔子那一套“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说教。他有时也讲老子、庄子，但最信仰墨子的学说，极为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似乎天下的人们都像墨子那样，就很理想了。所以他不仅反复宣扬，还要求同学们背诵墨子的文章，而且要大家向墨子学习。

　　后来，蔡和森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就更尊重马克思和列宁了。在河北蠡县布里村学习期间，特别是后期，他就比较少谈论墨子了，更多的是谈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劳农专政等。那时他说过列宁在苏俄实行的政策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

　　对墨家思想的推崇，有助于蔡和森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尽早转变成为一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墨家思想的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服务于劳动人民、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宗旨是一致的。到达法国后，蔡和森在很短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很深刻的理解，这同他认真研究墨子思想，吸收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的平等互助、同情劳动人民、讲求实际、忧国忧民等精神，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据当时同在留法预备班学习且与蔡和森关系甚近的沈宜甲回忆：“和森受古人影响最大的为墨子，我也是如此。我二人谈到墨子，滔滔不绝，因为他不仅为先秦诸子之唯一科学家、工程家、实行家，而且是一哲学思想家。他的兼爱即众生平等，无富贵贫贱及男尊女卑之别;他的非攻即反对武力欺侮弱小;他又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即为全人类服务，不是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他一生苦行俭朴，正为我二人之模范。只有他信鬼不合科学精神，非乐又不合人类天性。那时，和森不信鬼而非乐，为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徒;我不信鬼又喜乐，为百分之九十八墨子之徒。”

　　沈宜甲的回忆足以与唐铎的回忆相印证。沈感叹道：“我与和森细谈几个月，他的确也有些重复口号。对本国人只有墨子、谭嗣同、毛主席三人，对外则每每提及列宁，甚少提及马克思，因那时中国尚无此资料。”凡此种种，都足以充分说明蔡和森对墨家思想的推崇。

　　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蔡和森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为天下人而粉身碎骨。

2、萧楚女：我们需要墨翟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内靠自学成才的早期卓越领导人，曾经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直到1964年毛泽东还称赞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萧楚女是党内早期研究土地问题、推动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920年初，萧楚女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随后又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与恽代英一起开展青年运动，号召青年“到民间去”，“改革社会”。

　　萧楚女认为人生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诗的生活”：回避现实，闭起双眼，不看社会上一切罪恶，而在想象中构造些适意的幻象，自娱自乐。另一种则是“逼视现实，不问现实是如何丑恶，一点儿也不畏怯，直从罪恶丛中通过——而猛勇奋斗，誓作一番澄清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坦平大道，以度众生”。他觉得前一种是一般怯懦可耻的自私者的生活，后一种才是一般勇敢可敬的爱他者的生活。

　　因此，他对墨子非常推崇：“凡是在宇宙生之大流里多少有些意义，在人间社会多少留下一点功业的，也就没有一个是过那种诗的生活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注】“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汉·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意思是周游列国的孔子与墨子，行迹匆匆，坐席还没坐暖，烟卤还没薰黑，又得走了。

　　哪一个古今中外的伟人、哲士、贤者、英雄，不是逼视现实，直从罪恶丛中通过的?哪一个不是把自身做成一支蜡烛，点起‘为他’的爱之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让他蜡尽成灰而完事?”

　　萧楚女提醒青年们必须知道：“这种勇敢奋斗的生活，乃是要有相当的素养的——他并不能像诗的生活那样容易。倘若我们平素没有些坚忍、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不能很严格地过一种极有条理，极有预算的自律生活——则我们便一定不能在临事时实行，在实行时持久，在持久中感着甜适，试看从前的墨翟是过的什么生活?试看现在的列宁又曾经过些什么修养?是严格的自律——论理(逻辑之意)的‘人生方程式’的价值，便可以看见了!我们若要成为一个‘人’，若要在我们的一生中表现些人的意义，我们是应当时时刻刻把我们的生活，带入那极艰苦的方程式里的!”萧楚女将墨子与列宁并列，极其推崇他们那种伟大的利他主义与严格自律。

　　萧楚女对孔子的评价不如墨子那么高，主要是因为孔子想做官，便不得不和现实“妥协”：“一个人无论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居心纯洁也好，蓄念卑鄙也好，只要一有了个人生活的贪恋，他便不能不和‘现实社会’相妥协。所以孔子虽圣却也不能不如民国国会议员，奔走于七十二君之前，而不能如墨翟之断然决绝以为反抗。”萧楚女甚至认为能像墨子那样断然决绝反抗黑暗势力，才算得上具备革命党人的基本素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子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你若时时想着‘社会’，时时多思‘社会’的事而少想到你自己的事，那便是一个良好的督责，那便什么伟大的事业都可做出——何患缺乏魄力?裂裳裹足，以急宋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非是由于他时时刻刻只记得他人，不记得自己而已!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

　　萧楚女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祛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我们要祛尽我们意识中所潜伏的这些个人主义的质素与倾向;我们便应当学墨翟，学孙中山，学列宁。他们都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十年如一日。他们都有极伟大的人格，但他们从没有向别人夸示过一句。他们一生专向黑暗中做工作，专向困难污浊中求生活。他们绝没有和群众离开过。他们绝没有在言论、文字中鼓吹过自己的领袖才识——没有替自己做过一次广告。他们真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他们不但是负重的骆驼(独任艰巨劳怨工作)，他们还是猛勇的狮子，无畏的婴孩(他们一生不知计生死利害，永远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1927年，萧楚女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牺牲，年仅34岁。

3、恽代英：“现代的墨子”

　　恽代英身上带有鲜明的墨家色彩，对他知之甚深的萧楚女直接称他为“现代的墨子”。

　　据1916年就与恽代英成为好友、1917年就加入互助社的郑南宣回忆：“凡是代英所主张所提倡的事情，他总是以身作则。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他没有丝毫自私的想法，举凡在互助社时所创办的启智图书室、《新声》刊物、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等所需的经费，大多是由他节衣缩食拿出来的。因为那时的社员都是学生，只有他有收入。他主张废除私产，首先就从自己实行了。”他的一个学生也回忆说：“我自与他日渐接近以后，就联想到墨子。墨子被他的门徒尊为圣人，我深觉恽先生就是我们眼前的墨子。”

　　在生活上，恽代英克己自律，作风朴素。其堂弟恽耀苍回忆道：“他吃饭从不挑菜，未穿过华丽的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以敦品励学、自助助人、诚实不欺为宗旨的互助社，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自我约束。”他的学生说“他生活俭朴，常穿那一套旧制服”。易礼容也回忆了两件生活方面的小事，感叹恽代英的节约俭朴：“一、在利群书社时，我见代英每顿吃饭，总是用一只粗碗，加一点素菜，蹲在僻处吃完了事，从无例外吃一点好的。代英是中华大学高材生，是校长陈时器重的人，毕业后任中华附中主任，教薪不低。他还投稿、译书(当时我曾看到他译的《阶级争斗》一书)，有稿费收入。听说他为开办利群书社即曾付出数百元。但自俸极薄。二、一九二○年我回湖南后，他和我通信，总是用明信片密密麻麻写一整面，不肯多费信纸信封，此事也从无例外。”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灰布大衫就是恽代英的商标。茅盾对此由衷敬佩：“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友朋呼之为‘圣人’。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这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恽代英整个人格的一部分。柳亚子在《哭恽代英五首》第一首中有言：“苦行嗟谁及，雄文自此休。”

　　“苦行”二字可以说是恽代英的准确写照。而萧楚女对恽代英的评价最为中肯：“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古人云：‘墨子(翟)之徒，世谓热腹。’只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倒有点像，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

　　1931年，恽代英在南京英勇就义，年仅36岁。

4、陈独秀：吾愿青年为墨子

　　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并非仅仅推崇墨子一家，但墨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他认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并且大胆假设：“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

　　陈独秀为探索人生真义，曾探讨过数种人生类型，他将墨子归入哲学家类：“第二是哲学家……象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他从一般人的生存角度出发，觉得墨家利他主义“未免太偏了”。

　　但是，面对国家式微、列强欺凌，陈独秀意识到救亡图存最需要墨子那种苦行救世的伟大精神，因此在相当于《新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号召广大青年要学习墨子的榜样：“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父)、(许)由。”

　　陈独秀赞同墨家薄葬的主张，并且认为儒家虚伪：“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他还批评儒家说空话：“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把世界治好了。”而多数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家是最讲实干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互助的是墨家。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陈独秀从强调竞争转而强调互助，提倡“爱世主义与互助主义”。“这种泛爱互助的思想，使陈氏的目光转向对民众疾苦的关注，陈氏的社会主义倾向逐渐明显，这是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

　　1921年5月，建党前夕，陈独秀主张中国需要“干涉主义”：“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

　　陈独秀将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中央集权等同于他所讲的“干涉主义”，他所主张的“开明专制”固然是指当时苏俄实行的“劳农专政”，但是内中“干涉主义”一词似更值得注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主张放任，墨家和法家主张干涉。因此陈独秀所主张的“干涉主义”正是墨家和法家思想的体现。以上足见墨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

　　中共党内还有不少早期领导人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比如邓中夏也带有明显的墨家学风，在学风与思想、学术渊源上，与蔡和森最相近。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经专门讲授墨子的经济思想，赞同墨子节用、反对奢侈的经济主张。

　　张闻天对墨子极为推崇。1938年7月，他在给抗大第三期毕业同学所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同“犹”，下同)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

　　(《党史博览》2018年第1期，略有删节)

　　墨子说石

　　辞过-第六：

　　“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于无用也。”

　　【注】

　　靡曼，轻丽华美。

　　钩，衣带钩。

　　之情，清之误。

　　单财，单，通殚，耗尽财产。

　　【释】

　　(君主)冬天穿的轻暖，夏天穿的轻凉，这算很完备了，可还是要加重向百姓收税，用暴力抢夺民众衣食之财，用来做锦绣华丽之衣，用金(铜)铸作衣带钩，用珠玉作佩饰。女工刺诱，男工雕刻，只为那一身穿戴。这就不是只为增加暖和、凉爽了。所耗尽的财力劳力，最终归于无用。

　　2、尚同-中-第十二

　　“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齐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脂(右旁为“盾”)肥，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

　　【注】

　　天鬼，天帝与鬼神。

　　以求兴，后脱“天下之利，除”五字。

　　齐戒，齐同斋。

　　粢盛，盛祭祀谷物的祭器。

　　蠲洁，蠲(音捐)，洁，清洁。

　　脂(右旁为“盾”)肥，肥壮。

　　圭璧，礼玉，圭为长方形玉，上有尖顶;璧为薄圆形玉，中有圆孔。

　　【释】

　　所以古时圣王明了天帝、鬼神所喜好的，而避开天帝、鬼神所憎恶的，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而率天下万民，斋戒沐浴，用洁净的美酒谷物，以祭祀天帝、鬼神。牛羊供品不敢不肥壮，圭璧礼玉不敢不合份量……

　　3、兼爱-下-第十六

　　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注】

　　六王，孙诒让认为下文只有四王：禹、汤、文、武。六王应是四王之误。

　　并世同时，同一时代。

　　【释】

　　(先生)何以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过(兼爱)?先师墨子说：“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没有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没有亲自看到他们的容貌。我是通过他们写在竹简帛书上的、镂刻在钟鼎铜器石碑上的、雕琢在青铜盘盂的这些相传遗留给后代子孙的文字而知道的。”

　　4、非攻-下-第十九

　　赤鸟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注】

　　赤鸟，赤红羽毛的鸟，实为凤凰，故有“风鸣岐山”之说。

　　圭，圭玉，封国礼玉。

　　岐社，岐山周之神社。

　　【释】

　　凤凰衔着圭玉，降临在周人歧山人之神社，说：“天帝命令周文王讨伐商殷，建立国家。”

　　5、节用-上-第二十：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

　　【注】

　　去，去掉。

　　珠玉，珍珠宝玉。

　　五兵，五种兵器：戈、矛、弓箭、殳、戟。殳，古代兵器名。用竹、木制成，长一丈二尺——古长度——顶端有尖有棱。

　　【释】若有去掉王公大人爱好收集的珍珠、宝玉、鸟兽、犬马，以增添衣裳、宫室、盔甲、盾牌、五大兵器、战船战车的数量于数倍之多。这并不非难事。

　　5、节葬-下-第二十五：

　　“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注】

　　乎诸侯，乎，於，在诸侯家

　　车府，车字，库之误;府，藏财宝之所。

　　比乎身，比，周，缠满全身。

　　珠玑，珠，圆的珍珠;玑，不圆的珠玉

　　杀殉，杀死殉葬的人。

　　【释】

　　在诸侯死了，必定把府库耗尽，然后金玉

　　珠宝戴满周身。

　　天子死了，杀殉葬的人，多则数百，小则十数十;将军大夫死了，杀殉葬的人，多则数十，小则数人。

　　6、天志-中-第二十七：

　　“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

　　【注】

　　国家治，治理好。

　　以洁，用洁净的。

　　环璧，璧外圆中一圆孔，如环。

　　聘挠，聘请结交。

　　【释】

　　若是国家治理好了、财用充足，那么，对内则用洁净的醴酒、食品祭祀天帝、鬼神;对外则用环璧珠去聘请、结交四方的友邻。

　　7、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唯若书之说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六畜人之胜脂(右旁为‘盾’)肥谇(左旁为‘人’)，毛以为牺牲，圭(左旁加‘玉’)璧琮璜，称财为度;。。。。。。”

　　【注】

　　六畜，牛羊马，猪鸡狗。

　　胜脂(右旁为‘盾’)肥谇(左旁为‘人’)：胜通“盛”;脂(右旁为‘盾’)，肥壮。《说文》：“牛羊曰肥，豕曰脂(右旁为‘盾’)”;谇(左旁为‘人’)通“粹”，纯粹。

　　琮璜，琮为八角形，传古人观天用;璜为半璧。

　　【释】

　　不只是像书上是这样说的，而且往昔夏商周三代圣王，开始建国立都之时，必选择国之正中建神庙。。。。。。必选择六畜中牛羊猪肥壮、毛色单一纯粹的作祭品。圭璧琮璜用多少，则要与财力相称。

　　8、非乐-上-第三十二：

　　“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

　　【注】

　　《武观》，上古夏代遗书，叙夏启之子五观的事。郦道元《水经注-巨洋水》：“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为观。”

　　启乃，“启子”之误(《墨子》惠栋注)。

　　野于饮食，野外饮食。

　　将将铭苋磬以力，孙诒让注：“窃疑此当作‘将将惶惶，管(下部为完)磬以方’”。管(下部为完)同“管”，竽笙一类管乐器;磬，上古打击乐器，与钟齐名，合称“钟磬”，磬石制成。管磬以方，孙诒让曰：“谓管磬并作，犹《诗》言‘笙磬同音’矣。”

　　湛浊，沉迷。

　　渝，“偷”之误(孙诒让)。

　　章闻，显闻;于大，大为“天”之误。

　　天用弗式，上天因此不以为法式。

　　【释】

　　《武观》书上说：“夏启的儿子五观荒淫玩乐，在野外大吃大喝，铿铿锵锵，管磬并奏，沉迷于美酒，总是私自郊游晏饮。万舞飞扬，歌声响彻云天。上天绝不会将此做法视为法式规则。”

　　9、经上-第四十：

　　“坚白，不相外也。”

　　【注】

　　坚，质坚硬;白，色泽洁白。

　　相外，互相排斥。

　　【释】

　　一块石头，内质的坚硬与外色的洁白，是不可相互排斥分离

　　坚白之辩，是战国时各家都参予的一场大辩论。主要两家：一家是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离坚白”论，另一家是墨子为代表的“合坚白”论。

　　“离坚白”论的观点是：一块石头，用手摸是“坚硬”的，用眼看是“洁白”的。“坚”与“白”是分离的。

　　“合坚白”论的看法是：一块石头，质地之“坚”与颜色之“白”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坚”也就没有“白”，质地与外表是石头的两种属性，二者是统一的。

　　显然，分离论是凭主观感觉，硬把不可分的分开了，是诡辩论;统一论是尊重客观存在，用统一的眼光观察石头，是唯物论。

　　10、经下-第四十一：

　　“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学之益也，说在诽者。”

　　“有指于二，而不可逃。说在以二垒(下部为‘系’)。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

　　【注】

　　于一，对于一块石头的统一性。

　　在存，在于客观存在。

　　诽，诽谤，批评、反对。

　　于二，对于一块石头坚、白的两种属性。

　　逃，脱离。

　　垒(下部为‘系’)，应为“参”，三也(张惠言)

　　【释】

　　对于石头坚、白的统一性，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它是客观存在。学习是有益的，诽谤、反对正证明这一点。

　　有指出石头这两种属性，但却不可脱离它是一个整体：坚、白与石头合为三。批评反对得对不对，不以人多人少，在于你反对的意见是不是有错、是否有可非议之处。

　　11、经说-上-第四十二：

　　“实，其志气之见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身玉服。”

　　【注】

　　实，诚实。

　　见，表现。

　　金身玉服，身上安金饰银，服装佩满玉，意为徒有其表。

　　【释】

　　诚实，是他志气的表现，使人也像自己，不像那种穿金带玉之人徒有其表。

　　12、经说-下-第四十三：

　　“方石去地尺，关石于其下，县丝于其上，使适至方石，不下，柱也。胶丝去石，絷也。丝绝，引也。未变而名易，收也。”

　　【注】

　　方石，方块石;

　　关石，塞入之石;

　　县丝，悬丝;

　　【释】

　　将一块方石离地一尺，下塞一石头，上悬一根丝绳。那方石虽没被丝绳拉上，仍不落下，是因为下面有石头垫着。如果丝绳断了，下面没石垫着，方石必落下，那是引力的结果。如果丝绳未断而方石位置有变动，那一定是有别的拉力拽着的缘故。

　　13、大取-第四十四：

　　“诸圣人所先为，人欲名实。名实不必名。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唯大，不与大同，是谓焉也。”

　　【注】

　　名实不必名，头一名为衍字，应是“实不必名”(孙诒让)。

　　败，毁坏。

　　【释】

　　诸圣人先要做的，是人们所要求名、实相符。但名、实是未必相符的。一块石头打碎了，白色仍在，但大块变了小块，仍称它白和大，只是为了方便(实际上已不是原来的石头了。)

　　14、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弄，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上人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弄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

　　【注】

　　和氏之璧。《韩非子-和氏篇》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春秋时楚人卞和在楚山捡到一大块璞玉(带石皮的未雕琢之玉)，先后献给楚厉王与武王。二昏王认为只是块石头，以欺君之罪先后砍去他的左右脚。后楚文王继位，卞和抱璞玉哭于楚山。文王派人问他，他说：“我不是因失去双脚而悲伤，可悲的是明明是宝玉却硬被当成石头!”文王让玉匠切开，果然是大玉石，便将其制作成大玉壁，命名为“和氏璧”。

　　隋侯之珠。《淮南子-览冥训》载：春秋时隋国国君救活一受伤大蛇。后大蛇从江中衔来一颗明月珠报答他。后人称为“隋侯珠”。

　　三棘六异。棘同翮(音核)，异同翼，亦谓九鼎。三翮，鼎中空的三足;六翼，鼎的六耳(孙诒让)。

　　【释】

　　先师墨子说：“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九鼎的三足六耳，这都是诸侯所谓的好宝贝。可以富强国家、增添人口、治理刑政、安定社稷吗?我说是不可以。所谓好宝贝，是为其个人得利罢了。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九鼎的三足六耳，并不可以利人民，因此绝非天下之良宝。

　　15、备城门-第五十二：

　　“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积参石、蒺藜。”

　　【注】

　　弩，弓弩。

　　椎，大锤，圆形。

　　艾，通刈，如割草刀的武器。

　　参石，当是垒石之误，即擂石。

　　【释】

　　城上每隔九尺放置一弓弩、一长戟、一椎锤、一巨斧、一割刀，皆积累大量擂石、蒺藜。

　　16、备城门-第五十二：

　　“二步积石，石重千钧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壁，皆可善方。”

　　【注】

　　千钧，三十为一钧。千钧应为十钧之误(见《坚镡传》)。

　　亢，防御(《周礼-马质》郑注：“亢，御也。”)

　　疾犁，蒺藜。

　　壁，壁上砖石。

　　善方，良方，好方法。

　　【释】

　　城上每两步堆积大石块。每块三百斤以上，不少于五百斤。用蒺藜、砖石防御，也是好办法。

　　(五)墨子说石简评：

　　“墨子说石”竟达十五、六处之多，如包括重复未采用的，还要更多，应有二、三十处，如“坚白之辩”、守城防御之石(方石、垒石、罗石、沙石、砺石等)就重复。很多

　　从所引用的这十多处说石史料，我们应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下面分别加以简单评议。

　　其一、从石文化史上，看墨子说石。

　　从石文化史的角度看，石器时代到了上古三代(夏商周)已基本结束了，为玉器时代所代替。

　　夏代的“小康”私有制刚从原始的“大同”公有制脱胎出来，仍保留了较多的石器时代的残余，如大禹的儿子、建立夏朝的夏启是从石头裂开后生出来，故名“启”(有一个完整的神话传说，这里不赘。)这恰好象征夏代奴隶社会诞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石器时代。

　　但整个历史进程完全改变了：社会形态从原始父系氏族及其联盟(五帝时代)变成奴隶社会(夏商周);经济基楚生产工具由石器转为青铜器与铁器(河南灵宝黄帝陵有冶炼用的鼎与炉，还有一处鼎湖);意识形态上礼乐文化大大发展了，以礼玉、钟磬为代表的礼、乐成为奴隶主贵族的护身符。可以说，礼玉无处不在(商代武丁皇后妇好墓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商纣王自焚于鹿台，身上戴满了玉。)到了周代，周公制礼，制定的就是“礼”与“乐”的制度(周代“三礼”(《周礼》《礼记》《仪礼》)是集大成者。)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子百家不仅不大谈“石”，连“玉”也谈得少了，只将玉当成一种象征：“君子以玉比德”。连最崇拜周公、一心要恢复周礼的孔夫子也不再穷讲究了，平时戴发冠用荆钗代替玉钗。

　　那么，比孔子稍晚的墨子是奴隶出身的“贱人”(也有另一种说法，说他先祖和孔子祖先一样，也是殷人之裔、宋国贵族。墨子还当过宋国大夫)。他虽然也说“石”、谈“玉”，而他对“石”与“玉”，基本上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二、从战国的社会背景上，看墨子对“玉”与“石”的不同态度。

　　除了个别地方涉及先圣王使用礼玉，墨子加以肯定和赞扬之外，其他的谈及礼玉处，都是加以否定和批判的。他反对厚葬，提倡“节葬”、薄葬，尤其痛恨人殉制度。他认为花那么多钱，用那么多金玉珠宝，弄到国库空虚、倾家荡产，一点好处都没有。从天子到诸侯到将军、大夫，一次杀几百几十到几人殉葬，是极没人道的残忍行为。

　　而在战乱纷争的战国时代，大国“以大欺小”、强国“以强凌弱”，小国、弱国要想不被欺侮、不被灭国，就必须加强防御。墨子主张“非攻”，反对战争。墨子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光是空喊口号，而是创造了一整套防御系统，并组织学生成立武侠式的武装团体——“墨团”，到宋国帮助守城。他自己则亲赴楚国，用行之有效的防御技术战胜了公输班，阻止了楚王攻打、吞并宋国的计划。

　　而在墨子守城防御战术中，石头则成为极为重要的武器。他采用方石、垒石、擂石、罗石、砺石、砂石等各种石头御敌，大则三、五百斤，小则是大量碎石。各类石头，怎么布置，距离多少，高度多少，一一注明。可以说，天然石头已成为墨子守城最重要的武器与制胜的法宝。

　　其三、从逻辑学上看墨子说石：

　　战国时代，在百家争鸣中，“名学”即逻辑学有大的发展，产生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与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学派的一场大辩论——“坚白之辩”。百家中几乎各家都卷入了。

　　这场辩论是以石头为媒介与载体的，中心是石头的两大属性：“坚”与“白”。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一方认为坚与白是统一的、不可分的，称为“合坚白”;另一方是不统一的、分离的，称为“离坚白”。

　　墨子主张“合坚白”。他认为，一块石头，质地之坚与颜色之白是统一的，一种属性没了，另一种属性也就不存在了。坚与白，既对立又统一。

　　公孙龙子则主张“离坚白”。他认为，“坚”是石头的内质，靠手摸才能感觉到;“白”是石头的外表，靠眼睛才能看得见。二者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属性，怎能合起来、当成一回事?

　　墨子是尊重石头的客观存在，“坚”与“白”两种属性统一于石头。石头没了，“坚”也没了;没有了“坚”，还有“白”吗?二者是不可分的，是对立统一的。显然，墨子的见解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公孙龙子只看到“坚”与“白”对立的一面，没看到二者还有统一的另一面。他把二者的分离绝对化了。因而他的见解是不符合客观存在物——石头的实际，是主观唯心的，带有诡辩论的性质——绝对化与片面性。

　　其四、墨子说石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伟大思想家，墨子说石与他的思想是统一的，其价值和意义也一样。

　　正因为他主张“节用”“非乐”“节葬”，他才反对王公贵族奢靡无度的生活与掏空国库、耗尽家财的厚葬陋习。他认为那些金玉珠宝只是贵族们当成宝贝，於国於民毫无用处，劳民伤财而已。

　　正因他主张“兼爱”“非攻”，他为了扶弱救倾，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义战争，墨子才精研出一套守城的防御战术。防御战中，各类石头——方石、垒石、擂石、罗石、砺石、砂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效武器。他亲自组织、率领学生武士团体——“墨团”前去帮助弱小者护国保民，赢得民众的拥戴，纵横天下。墨子生前，墨家完全压倒了孔学(孟子：“天下非杨即墨”)。

　　当然，墨子及其学说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人们也许会奇怪：为什么唯心论者孔子却不信“怪力乱神”，而朴素的唯物论者墨子却主张“明鬼”并申明有鬼神存在呢?

　　这也许是墨子思想中最不可思议也最为人所诟病的。但只要结合时代的、社会的因素加以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了。

　　先说孔子的不信“怪力乱神”。

　　孔子所谓的不信“怪力乱神”，是有条件、有所指的。春秋战国时代，从远古继承下来的 “泛神论”仍十分风行。“万物皆有灵”，各种日月、山川、云雨、雷电之神数不胜数，民间设立的各“淫祠”“野庙”遍地皆是。这些是官方竭力禁止而又久禁不止的。孔子反对的正是这一类的“淫祠”“乱神”。而对于上天的天神天帝、三代的神圣贤王(尧舜禹、汤文武)及王公贵族们的宗庙神社，孔子不仅不反对还大力提倡。否则，他为什么竭力主张要“克己复礼”?周礼，重点就是祭祀，“国之大事，唯戎与祀”(国家大事：一是征战，一是祭祀。)孔子如不信鬼神，他何必那么看重祭祀三代圣神贤王与列祖列宗?

　　同样，墨子也是有其时代的局限的，他也是信鬼神的，才用《明鬼》来申明鬼神的存在。

　　与孔子不同的是，墨子他是站在下层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申明有鬼神的。

　　上古三代，商承夏礼，商人是最崇信天命鬼神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周承商礼，并且大大发展了，形成上古三代集大成的“周礼”。周人将天神人格化，变成天帝，周王成为天帝的儿子——天子。祭什么不祭什么、谁有资格祭、谁没资格祭?都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定。

　　一直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时代，仍然只有王公贵族有神祠宗庙、有资格祭天帝神灵与列祖列宗。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设庙建祠作祭祀的。墨子提倡“兼爱”“尚同”“明鬼”，就是提倡平等：人人都是平等的，家家都可以祭祀祖宗，意在打破奴隶主贵族对祭祀鬼神的龚断。

　　墨子“明鬼”的目的，这是其一。

　　其二、天上鬼神是有神灵的，也有神力惩罚人间一切作恶的人。王公贵族有列祖列宗的鬼神，可以召来惩罚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也同样有祖宗鬼神，也可招来惩罚作恶的王公贵族。墨子《明鬼》意在借鬼神对干坏事的贵族起震慑作用。特别是贵族们都是笃信鬼神也极其害怕鬼神惩罚的。

　　他在《明鬼》-下篇(上、中佚缺)列举了大量事例，从天子到诸侯王，凡杀了无辜者，不出三年便遭报应，被无辜冤死者所杀。

　　然而，这终归是迷信与幻想，真正改变命运、推翻奴隶主、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不能靠鬼神，只能靠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在《贺新郎-咏史》以极大的热情赞颂领导起义的英雄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东方白。”整个东方天亮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二、三千前的奴隶起义与后来的历代农民起义。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

　　当代自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极其反对并痛恨农民起义，主张“改良”(其中刘再复原先也是赞扬毛主席的“咏史”诗的，写文章从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两方面加以赞扬)。这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痴人说梦。

　　在奴录社会与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王公贵族。你靠谁来“改良”?还不是贵族们!贵族们能改良出什么名堂?能为老百姓的利益说话吗?你想动他一根毫毛都甭想，更别说动摇其根本。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变法乃至晚清“戊戌变法”，“改良”成功了吗?变法者、改良者下场都很惨。主张弃革命而改良者，其“高论”连墨子都不如，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一边去了。

　　我颇为不解：李、刘二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怎会连袂一再发出“改良”的高论?真是匪夷所思!难道是被后三十年“改开”的风吹晕了?

　　再说，三十年“改开”成功了吗?按“总设计师”自定的标准：“如果造成了两极分化，如果产生了百万富翁，改革就失败了。”

　　况且，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与历代的改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历代改革是在私有制内部，当代后三十年的改革是在公有制内部。

　　某些专家学者鼓吹的“奔小康”是什么?就是鼓吹从“公有”奔“私有”。

　　你只要看一下《礼记-礼运》篇开头几段话就明白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不难看出，“大同”与“小康”，为“公”或为“私”，一字之差，却有天渊之别。

　　善良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怀疑“小康”并不是什么好社会，更非社会主义。更因为少有人会去读上古的《礼记-礼运》篇，被别有用心的“砖家”们骗了几十年，跟着喊“奔小康”也喊了几十年。这真是当代历史的一大笑话。

　　成与败，人民心中有数。谁说也不算，人民说了才算。

　　人民记住毛主席的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不管墨子及其思想有什么局限与不足(包括“说石谈玉”)，他是站在“公”的、人民的立场上的。“公者千秋，私者一时”(雷洁琼)。这是他被人民爱戴、颂扬而被统治者痛恨、压制的根本原因。

　　墨子是一面镜子。他及其不朽著作《墨子》被埋没了二千多年，至今人们还能较为完整地读到他，正证明墨子思想包括石文化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24年2月6日稿，于古广阳大学城“石可居”。)